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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连花了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——那个借给我“沙滩男孩”唱片的女孩。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，结果找到了。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，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。我打到查号台，告以她的姓名。话务员查找了五分钟，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——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。我道谢放下听筒。

第二天，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，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，但全都一无所知，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。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，居然说“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”，旋即挂断了事。

第三天，我再次跑去母校，在办公室打听到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。那是一所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，她读的是英文专业。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，说自己是“味好美”色拉调味酱评论员，想就征求意见事宜同她取得联系，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，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，请多关照。事务员说即刻查找，让我过十五分钟再打电话，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。这回对方告诉说，她今年三月便申请退学了，理由是养病。至于什么病，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，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，对方则不得而知。

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——旧地址也可以的，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。于是我往那里打电话，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，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，去哪里不晓得，接着一下子挂断了电话，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。

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。

我回到家，一边喝啤酒，一边一个人听《加利福尼亚少女》。